В Приморском океанариуме отметили день рождения байкальских нерп

“中国在19世纪走向世界充满挫折，到了21世纪初的中国，不仅由‘一带一路’走向世界，互惠双赢，而且经由上海合作组织，引领世界的走向。郭嵩焘若地下有知，会不会一扫当年的阴霾而笑逐颜开？”汪荣祖先生在其新版《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所写序言的“赘语”部分如是说。

曾长期担任美国弗吉尼亚州州立大学教授的汪荣祖先生是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1981年，他初访祖国大陆，购得湖南人民出版社四大厚册的《郭嵩焘日记》。在对郭氏日记做地毯式扫描后，他惊喜地发现这些丰富的日记不仅铺陈了郭氏生平脉络，还展现了郭氏难得的生活面向与感情世界。

在郭嵩焘日记中的发现，让汪荣祖先生搁下其他工作，于课余之暇，全力撰写《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序言中，汪荣祖先生着重提到了郭嵩焘的远见，认为从历史长河来看，其远见“远非乾嘉学者、咸同将相可及”。汪荣祖先生还特意解释了他所认为的“远见”：“所谓远见，指能高瞻远瞩，具有深远的眼光，超越前人之所思，敢挑战传统之权威，能与主流意见相左，指出正确的前程。”

爱因斯坦曾以“砍树者”与“爬树者”比喻两类人。说人们习于在大树下纳凉，不仅讨厌“砍树者”多事，甚且谴责妨碍其纳凉。汪荣祖先生认为，郭嵩焘在他的年代成为具有高度“争议”的人物，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砍树者”。

郭嵩焘常被视为洋务派，“唯洋务派的视野限于船坚炮利的物质文化，而郭则重视西学”，汪荣祖认为郭嵩焘的重视西学，是其独具慧眼。“此邦术事愈出愈奇，而一以学问思力得之。”汪荣祖先生认为郭嵩焘的这句话“窥得近代文明背后的学术原动力”，所以他也很赞同郭嵩焘的一切莫急于学的态度，“须先整顿人心风俗，政治法令，以修明吏治。内政修明之后，才有基础取法西洋”。

“砍树者”的郭嵩焘，他的“远见”未能在当时获得更多赞同，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晚清中国的悲剧，走向世界的中国还没能好好迈开第一步，便遇到了挫折。

新版的《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是岳麓书社近几年出版的又一本主角为郭嵩焘的图书，另一本是孟泽先生的《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当时人觉其独醉而众醒，但今日视之，实众醉而斯人独醒”，汪荣祖先生在《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中对郭嵩焘的这个评议，孟泽先生非常认同。

和《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不同，《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中，汪荣祖先生更多是从郭嵩焘的视角向我们讲述那段沉重近代史的。2000年，岳麓书社曾出版过1993年初版的《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这次再版，除了增加书中人物的个人影像、来往书信的图片外，还增补了万余字的细节描写。

“此稿成于30年前，这30年间正是中国在世界上快速崛起的年代，变化之大，犹如沧海桑田，有目不暇给之感。30年后回看，更见郭嵩焘走向世界的远见。”汪荣祖先生在新版序言中的这段话，也可视作出版社再版、读者之所以打开这本书的缘由。